“红帮”是中国近现代中国服装史的主体，它有一条长长的历史轨迹，中国近现代服装改革主要是由“红帮裁缝”开创并完成的。在老上海提起宁波（奉化人居多）人，很多人或许立即就会想起当年那些在上海滩扬名万里的“红帮”裁缝。

19世纪初，“红帮”裁缝孕育于宁波奉化两岸。当时，宁波市鄞县的孙张漕村有个落魄青年裁缝叫张尚义，在渔船上帮厨烧火。一次出海，遭遇大风，渔船翻了，张尚义抱着一块木板，居然漂到了横滨。身无一物的张尚义寄居在码头，幸亏有一手针线活，靠帮水手修补救生衣过活。当时的横滨，多有俄罗斯渔船和荷兰货轮停泊，不少外国水手来来往往。张尚义发现，西装简练、利索，横滨的西装店却屈指可数。于是，张尚义就利用修补西装的机会，悄悄将衣服拆开，将各个部位式样画在纸上，剪下来成为以后的样板。他凭着一套套的样板，反复琢磨，终于做成了第一套西装。“码头上有个中国人会做西装，手工费只有人家的一半！”消息慢慢传开后，张尚义也就从一个寄居在码头的难民，慢慢变成了小裁缝摊的老板，最后开了自己的西装店。

几年后，张尚义衣锦还乡，再次东渡日本时，带走了儿子和一些亲戚，这些人来到日本后，成为张尚义扩大经营的班底。他在教授技术之后，又添置“洋车”（缝纫机），创立了“同义昌”和“公兴昌”西服店，接着又在东京和神户开设分号，生意越来越大，鼎盛时，一家店里伙计多达百人。张尚义是中国制作西装的第一人，他的西装店培养了许多手艺精湛的技师，之后在上海滩扬名立万的“红帮”师傅，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关联。

自张尚义在横滨创业之后，奉化县的江良通和王睿谟、鄞县的顾天云等人也相继去日学习西服制作，并迈上了他们的辉煌创业之路。

那时，宁波地区奉化两岸的鄞县（今宁波鄞州区）和奉化县（今奉化市）的一些裁缝先后在日本横滨、东京和中国上海、哈尔滨等地开始缝制西服。1890年后上海已成为远东乃至世界的大都市，经济空前发展，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大批商家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来到此地谋生与发展。当时，宁波的“奉帮裁缝”（由于其中的宁波奉化人居多，所以称之为“奉帮裁缝”，分为“本帮裁缝”和从日本学艺回国的宁波西服裁缝）也不约而同地来到上海，最初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根据这些西方人白皮肤、红头发的显著特征，中国民众便以“红毛”称之。“奉帮裁缝”由最初的包袱裁缝，到港口路边开小摊，再三三两两结合，开个小裁缝铺，再扩大成服装作坊、服装店，从而“奉帮”的服装店遍及上海。同时，随着租界的扩张、“红毛人”的增加，中国穿西服的人也越来越多，西服生意越来越好，“奉帮”裁缝逐渐形成了气候，再加上沪语中“奉”、“红”同韵，人们就将这些为“红毛人”缝制西服的“奉帮”裁缝以“红帮裁缝”统而代称之。于是，中国最早制作西服的一个社会群体、一个服装流派 —“红帮”很快在上海形成了。“红帮”成为了上海服装业的主体，上海成为了“红帮”的大本营、创业基地。

其中两位“红帮裁缝”最为著名，1896年，江良通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了和昌号西服店——中国第一家西服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位是“荣昌祥”的创始人、奉化江口王溆浦人王才运。

红帮裁缝的先驱王才运（1879-1931年）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其父王睿谟早期从日本张尚义处学习西装制作工艺后回国发展。1900年,王睿谟在上海开起了服装作坊，站稳了脚跟，1910年，王才运与同乡合伙在上海南京路西口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十万银元，成为上海商界最完备最著名的西服专业店。“荣昌祥”还曾因为孙中山制作中山装而扬名于世。王才运在发展事业的同时还注重服装人才的培养，培育出了不少优秀的“红帮”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就有近20人，他们大多在南京路开设西服店并于“荣昌兴”遥相呼应，这其中包括王辅庆开设于南京路791号的王顺泰呢绒西服号，而作为“红都”的前身“波纬”西服店就是从“王顺泰”分立出来的。

上海首家西服店创始人江良通

如今，每提起“红帮”，必然会提到京城的“红帮”名店“红都”。

“红都”的前身“波纬”的创始人余元芳（“红都”的初代经理），曾在上海王荣泰洋服店学艺，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791号著名的王顺泰呢绒西服号（由“红帮”创史人之一王才运创办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中分立出去的），主管业务和裁剪。1949年，年轻有为的余元芳从“王顺泰”分立出来，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以其“男女活全接、软硬活全做”的特色著称上海，以“精工细做”、“款式新”、“交活快”、“服务质量好”受到中外顾客好评，门庭若市。1951年后，“波纬”设专柜为苏联专家制装，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