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裁缝，开国人现代服装先河
    “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这已被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了。封建社会中，具有深刻影响的服饰变革大致有4次：一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毅然采用“胡服”，达到了强军强国之目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誉之为“胡服骑射”。二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兼收六国车旗服御”，“统一古代服色成制”。三是北魏孝文帝统一中国北方后，全面推行汉服，推动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史家称之为“孝文改制”。四是唐代时文化多元化发展，服饰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局面，史家赞之为“大唐气象”。
    但纵观这些改革，只能算作“在传统范围内反传统”，“其大端大体终莫歉易也”，封建服制毫无改变。清末，中国历史进入大转型时期，历史为服饰大改革提供了空前机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在策划推翻封建制度的伟大斗争中，考虑了服饰改革大计。在“尽易旧装”原则的指导下，他们把彻底改革传统服装作为革命运动的一项重大使命。于是，一场亘古未有的“服装大变局”到来了。红帮也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孕育、发轫的，1895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等地活动时曾与在日本的红帮早期人士商谈服制改革问题。其后孙中山又多次阐发服装改革的有关事宜。红帮人在革命党人的影响和指导下，引进了西服、创制了中山装，参与了旗袍的改良，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投身于这次服装大改革，并成为主力军。（袁丰成）
    编者按
    最近，取材于宁波“红帮裁缝”的文艺作品在一些刊物发表和电视台热播，引起广泛关注。
    这些文艺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有别于史料和生活实情。为了使广大读者和观众更全面客观地了解“红帮裁缝”的史实，本刊特发表几位“红帮裁缝”研究者合作撰写的《红帮裁缝，宁波的一张历史名片》一文。
    红帮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它是中国服装史上一个有着重要历史性贡献的创业群体。这绝非虚浮之词，而是有充分的史实依据的，它是我们宁波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的闪亮的一页。
    创业者的风采
    任何服饰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某一时代精神物化的风向标，都是某一时代文化思想嬗变的鲜活展现。裁缝群体红帮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时代为他们提供了创业的历史机遇。
    他们出现在中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的晚期，由于多种社会变革力量渐次出现以及“西风东渐”的猛烈冲击，服饰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服装日益受到挑战。于是，以制作西服为主的红帮裁缝应运而生。他们“为时而变”、“顺势而变”，于19世纪中叶，陆续从宁波农村向上海、横滨、哈尔滨等得风气之先的中外大城市迁徙，红帮进入孕育期。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红帮裁缝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迅速向上海集结，以上海为基地，意气风发地进入创业期，迅速形成一个生机勃发的创业群体。他们以上海为大本营，先后创造了中国服装史上若干个“第一”，为中国服装现代化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作为一个改革型的创业群体，他们没有以一城一市的成功而止步，而是适时抓住历史提供的发展机会，陆续从大本营北上、南下、西进，迅速抢滩南京、北京、哈尔滨、天津、青岛、重庆、昆明、兰州、香港、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大中城市，使自己顺利进入拓展期。在香港产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以上海的培罗蒙服装公司为代表的红帮名店相继迁往香港，使上世纪30年代尚无制衣业可言的香港迅速起步，为香港制造业的崛起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后，1956年，上海又有21家红帮名店移师北京，立志为新中国的服装改革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同年秋，又有12名红帮名师进入中南海，展示了中国现代服装最高水平。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红帮人除了缝制西装、中山装外，也适应中国服装发展的客观进程，开始积极制作人民装、军便装、青年装和新式女装，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从而使红帮进入多元发展期。
    纵观红帮发展的几个阶段，应该说，在每个历史时期中，红帮人都敏锐地抓住了发展机遇，不断为中国服装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在创业进程中，红帮人把宁波人固有的“外向型”性格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自宋代始，宁波地区地少人多的矛盾不断加剧，至明清发展到极至，因此，宁波人不断
    向外寻求生存、发展空间，至明代
    中叶，有些地方已出现居民“大
    半食于外”的状况，“吴蜀晋楚诸省，靡不历遍”。“外向型”已发展成宁波人的典型性格。在创业历程中，红帮人发展了这一性格，他们向外迁徙，不同于过去的“走西口”、“闯关东”，他们多数是有一技在身的能工巧匠，流向十分明确：城市。在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后，便谋求发展，进行创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能逐步实现自己的创业目标。红帮人所到之处，大都能成为那座城市服装行业的第一块牌子，上海的南京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北京的王府井，天津的小白楼，汉口的江汉街、中山大道，南京的新街口……都镌刻下他们光辉的创业史，有些街道已成为红帮商店的代名词。
    红帮人在创业历程中，还把宁波人的职业平等意识和追求实惠的价值观发展到了极至。在他们心目中，只有没出息的人，没有没出息的行业。“家有千万财产，不如一技在身”、“行行出状元”是他们的人生信念。在传统的观念中，“小裁缝”属于“下九流”之列。但红帮人却以一把裁缝剪刀打天下，创业致富，铸就体面人生。一个半世纪来，红帮中名家辈出，绝活纷呈，青史留名，诸如“西装王子”许达昌、“模范商人”王才运、“裁缝状元”陆成法、“西服国手”余元芳、“女装名师”孙光武、“服装博士”石成玉、“东北第一把剪”张定表、“香港裁神”蒋家 ……很多海内外政要、工商巨子、社会名流、文体明星都长期约请他们制装。孙中山和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主装也大多由他们设计、制作。上世纪中叶，当周恩来总理穿着他们制作的中山装出现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时，曾引起巨大轰动，许多国家人士为那独特而光辉的服装形象所倾倒。
    叱咤红帮史，确是一部可圈可点的创业史。
    红帮精神永存
    在创业历程中，红帮在制衣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不但取得了名垂青史的多项实绩，而且形成了自己的职业品格、行业风范，成为中国服装史上影响最大的服装流派，并经过百年积淀，凝结出内涵丰厚的“红帮精神”。
    作为“宁波帮”的一个重要分支，“宁波帮精神”的内容和实质，红帮无不具备，而且大都体现充分，但红帮精神又有自己独到之处：
    为时而生，临机而变始
    终与中国革命保持同步
    红帮几乎是与中国民主革命同时孕育、发展的。革命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发展机遇，他们也为民主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红帮人都曾作出过实际而有力的贡献。抗日战争期间，宁海、余姚的红帮裁缝曾自带工具，为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服务，王惠英曾任新四军被服厂厂长；荣昌祥服装公司经理王宏卿曾与同仁共赴汉口筹建专门生产军需品的华商被服厂，在炮火中辗转于两湖、两广、香港、越南，历尽艰险，成为服装行业中的爱国铁流；红帮元勋刘顺财、陈宗瑜、陈祥华等都曾为抗战立功。刘顺财曾为东北抗日联军做过军服，也为聂荣臻、陈云等制装。陈祥华曾为参加中国抗战游击队的朝鲜领导人崔庸健（崔石泉）及其饶河游击队做过服装。陈宗瑜于1949年曾任哈尔滨军需加工厂厂长，组织全行业全力参加军需服装生产。在海参崴和哈尔滨的红帮裁缝钱奉昌、顾升财等曾参加苏联红军，投入反法西斯战斗，为苏联红军制装，据说还曾为斯大林制装。解放战争期间，红帮裁缝同样热情支援前线，1947年，哈尔滨成立支援解放战争后勤基地。红帮裁缝不但自己踊跃投入军需生产，而且动员自己的家属、子女自带缝纫工具，投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1948年共完成军需被服183.5万套。抗美援朝期间，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哈尔滨市服装行业完成20万套军服生产任务。红帮元勋陈宝华从1947年起，连续4年投身军需被服厂工作。社会主义建设期间，1956年前后，大批红帮名店名师从上海、哈尔滨等地相继移师首都北京，为中央领导机关和首都人民制装，作出了享誉中外的特殊贡献，上海更有大批红帮裁缝移师西部，成为开发西部的先遣军。改革开放后，很多年逾古稀的红帮老人为了中国服装业的腾飞，再度弘扬当年的创业精神。在红帮故乡宁波，著名的服装企业开创之初，无不得到红帮前辈有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四海为家，放眼世界
    乐为天下人制作时装
    红帮形成群体之后，日益摆脱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当初，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其后扩展为乡缘，继而，便走向五湖四海了。他们纵横驰骋，敢认他乡作故乡，这成为他们鲜明的群体性格。日本、俄罗斯、朝鲜半岛、东南亚诸国，都曾是他们早期涉足之处，其后，又有几次战略大转移。从南方的大上海到北方的哈尔滨，都曾是他们创业的乐土，他们在那里为中国现代服装业奠定了基石，那里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香港则是他们的第三故乡，上世纪40年代之后，他们一批接一批从内地迁往香港，成为香港制衣业拓荒主力军，至上世纪60年代，香港制衣业已占全港制造业GDP的三分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日、英、美、德、加、东南亚诸国和非洲一些国家，都成为香港服装市场，1960年出口美国的服装已占香港服装出口总数的31%，所以，1992年出版的《香港服装史》的《序言》中称：“制衣，替本港工业创造了奇迹。”在正文中又说：“香港西装与意大利西装同被誉为国际风格和最精美的成衣”。香港西装制作者是谁？凤三在香港传媒中连载的《上海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目前香港的‘上海西服店’，亦俱宁波人开设，一级、二级均用上海裁缝无疑，即宁波裁缝。”上世纪60年代，仅上海一市就有20余家红帮名店、200多名红帮名师迁往北京，以其辉煌业绩，享誉中外。其他城市的红帮人也有不少迁至北京发展的，北京自然又是红帮第四故乡了。
    就产品而言，海派西服是红帮独创的，但他们并不固步自封，为适应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他们也生产罗宋派、英美派、日本派、犹太派乃至英美绅士派等不同流派的西服，而且各有名店名师。
    这些创业者的大胸襟、大视野、大思路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弘扬的。
    依重科教，百年相继
    形成职业教育的传统
    形成群体之后，红帮人就十分重视服装科技研究和服装职业教育，形成独特的创业之路、发展之路。创业元勋之一顾天云15岁（1898年）到上海当学徒，21岁便去日本创办宏泰西服店，边制衣边考察日本的服装改革的成功经验，随后又去西服的发源地欧洲考察，访问名店名师，收集、研究资料，1923年回上海创业，边实践边研究，1933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现代服装专著《西服裁剪指南》。在这部专著前，顾天云还写了长篇绪论，纵论世界经济和服装业发展。对比评析中西服装长短，提出服装改革之路，鼓励青年发愤图强，当时就有人为此书题笺：“革新之准。”而顾天云之举并非特例，很多红帮人士都走上了这条路，他们都有服装科技、文化方面的著述和发明专利。诸如王庭淼的《西服缝制要诀》、石成玉的《中高档服装缝制工艺》、包昌法的《服装学概论》、《中国服装比较》等。包昌法还应邀参加国家大型图书《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戴永甫的《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则“提供了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函数关系”，先后发行数百万册，曾荣获国家级的图书奖。谢兆甫、江继明等人都曾取得发明专利多项，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曾多次报导。哈尔滨的陈宗瑜、北京的石成玉、西宁的陈星法等，后来都成为所在城市服装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或顾问。
    为了使自己的事业获得科学文化支撑，持续发展，红帮人十分重视服装职业教育。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广泛运用于职业教育，百年不辍。从早期举办服装培训班，到创办我国第一所服装职业学校———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继而，从东部沿海到雪域高原，都创办了服装职校。
    红帮精神至今仍很有借鉴价值和弘扬意义。